1924年9月-1926年4月鲁迅写作《野草》所遭遇的精神危机，已为学界所关注。钱理群将鲁迅从《呐喊》到《彷徨》、《野草》的创作，视为鲁迅精神上遭遇了“从启蒙的外部危机转化为自己生命的内部危机”①的表现。汪卫东更是将鲁迅的精神危机定格在1923年，认为该年“应是鲁迅人生的最低点，……就是鲁迅第二次绝望的标志。”②然而，遭遇精神危机或进入人生最低谷的鲁迅究竟是如何使自己走出困境的？

学者们又不约而同地认为：“正是借《野草》的写作，鲁迅走出了第二次绝望。”③鲁迅研究专家孙郁教授也指出：“鲁迅写《野草》，是一次自我再生的过程。”④问题是，鲁迅为什么借《野草》的写作就能让自己走出精神危机？换言之，《野草》作为散文诗对治疗鲁迅的精神危机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一、精神危机的表现

鲁迅写作《野草》前出现了精神危机，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启蒙的价值和信念的危机。早在1922年鲁迅《呐喊·自序》中就表达了这种危机情绪：原本想借启蒙运动唤醒几个较为清醒的“铁屋”里的人，可是“五四”退潮之后，“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⑤可见，大潮和刊物解散过后，鲁迅只剩下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了。

二是兄弟失和后对亲情、爱情等背后寄寓的情义和温情产生了认同危机。主要表现在1923年7月19日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和8月2日搬出八道湾11号，直接打击鲁迅仅存的对整个周氏大家庭的精神寄托。据学者汪卫东分析，鲁迅一生有两次绝望时期，一次是从筹办《新生》失败后的“寂寞”，到S会馆长达十年沉入“国民”与“古代”，以“钞古碑”等来打发自己的寂寞和绝望；第二次就是兄弟失和搬出大家庭后的绝望，它的后果是“如果说会馆时期的第一次绝望还留有余地，其显示生存尚有整个家庭的寄托，那么，1923年的第二次绝望则连现实存在的寄托也没有了。”⑥它直接导致了鲁迅在《彷徨》《野草》中对家庭婚姻(《伤逝》)、兄弟情义(《弟兄》)、父母之命(《在酒楼上》)、儿女之情(《颓败线的颤动》)等进行全面的审察和反思，大大改变了鲁迅对隐含在爱情、亲情背后的人性的看法。

三是鲁迅在失去社会启蒙和家族家庭亲情的精神寄托之后，回归个体生命的存在而产生了个体生命意义的危机。1924年2月7日写下了《祝福》(收入《彷徨》第一篇)，它借祥林嫂之口询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尽管作者的答复是“说不清”、含混的，但一个临死的人追问死后“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所带来的震撼是深刻的：“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灵魂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⑦像祥林嫂这样的个体生命及其意义在那些活得有趣的现世的人们眼里，是可有可无的。同年2月16日完成的《在酒楼上》，写作者在故乡的酒楼上遇见昔日同窗加同事吕纬甫，他“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在经历人生的失意后，奉母之命，千里迢迢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做了两件百无聊赖的事：一是给三岁就死去，且连头发“踪影全无”的小兄弟迁坟；一是千里迢迢给曾经留下美好印象的邻家顺姑带两朵剪绒花，然而斯人已逝。颓废的故乡、消失的亲人和旧恋，给本已失意的人生增添了无尽的悲凉和迷茫。正如作者所问：“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答曰：“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是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只有对未来和生命意义绝望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迷惘和喟叹。时隔一年，1925年10月17日和21日又分别写了《孤独者》和《伤逝》，从塑造的主人公的心理类型看，他们跟吕纬甫一样都是些极度抑郁、不得志的人，所不同的是：《孤独者》通过启蒙者魏连殳在生计无法保障而“又要活下去”的生存意志的驱使下，以向现实妥协的方式走向死亡，这隐喻了思想者无论是坚守自己的信念还是向现实妥协投降，最后的结局都是绝望或死亡；《伤逝》通过子君的死让作为启蒙者的涓生来忏悔，旨在表明受启蒙影响的男女，要追求自由爱情基本上是无望的，隐含了鲁迅对“五四”启蒙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的反思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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